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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刘晨:太平天国永安封王,为何东王杨秀清能一家独大

原标题:访谈︱刘晨:太平天国永安封王,为何东王杨秀清能一家独大

【编者按】 太平天国史研究曾是中国史研究领域内的“显学”,甚至一度被作为专学而冠名“太史”、“太学”,但自20世纪末以来,太平天国史研究日趋冷落。研究农民战争、农民革命已不再是热门,过去讲“研究太平军的比太平军还要多”,如今却“门可罗雀”“门庭冷落”。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研究员刘晨认为,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衰落“或是学术研究回归理性的一种必然”,主要与其研究领域之广、研究成果之多造成的研究难度加大有关,也与大的学术环境转变、学者们纷纷转移研究兴趣有关。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从社会史、新文化史等角度,辅以研究方法的改进,太平天国史研究仍有很大空间。

近日,其专著《萧朝贵与太平天国早期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行,澎湃新闻对刘晨老师进行了专访,谈及太平天国的信仰建构、权力排序及与小刀会的关系等内容。本文为访谈上篇。

刘晨

萧朝贵与太平天国早期史

澎湃新闻:您最早是如何将研究聚焦到太平天国史这门“绝学”上的?

刘晨:我对太平天国兴趣的萌生,是从父亲拉着我一起看央视版电视剧《太平天国》开始的,那时我大概十六七岁。记得电视剧里有三分之一强的内容都在描写领导层的权力倾轧、党争内斗,教训惨痛。事后我专门阅读了许多与太平天国、天京事变有关的史料、文章,想要弄清历史真相。那个时间正是太平天国史趋冷的起端。没想到十几年后专门写成了一篇四五万字的文章《从密议、密函到明诏:天京事变爆发的复杂酝酿》探索天京事变的来龙去脉,后来又在这篇文章基础上写就了博士后出站报告《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权力斗争》。

但我学习太平天国史的起步,是从研读太平天国人物开始的,不是这本书的主角萧朝贵,而是身背千古骂名、行为举止介乎正邪之间的捻子头目李昭寿。我曾述其生平事迹——《乱世枭雄李昭寿新论》,这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当时还有一个相类的人物想要琢磨——苗沛霖,两人相比,之前对李昭寿的研究少些。当时这两个人物的史料汇编我都做过,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和《太平天国》14本书为基础,捻军的论作也基本上读了一遍。

《太平天国》剧照

澎湃新闻:为何对萧朝贵这个不为人们关注的人物感兴趣?

刘晨:在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之下,翼王石达开之上,有东南西北四王。而西王萧朝贵身兼“天父之婿”“天兄代言”,在太平军中“勇敢刚强,冲锋第一”,地位特殊,作用重大。对于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由于他早期战死,留下的史料相对较少,对其人其事多不甚明晰。但《天兄圣旨》卷一卷二发现之后,使萧朝贵研究具有了可行性,它记录了金田起义前后和太平天国早期的若干重要史事,并透露了许多隐晦曲折或过去不为人知的事实,不少事是非常有趣的。

在阅读《天兄圣旨》时,我发现辛开元年(1851)十月以后“天兄”下凡的次数骤减,仅在壬子二年(1852)三月说了“各放胆宽草”五个字后便匆忙消失,直到同年七月份萧朝贵再次出现,又突然战死,结束了一生。这和他在此前三年的时间里下凡多达120余次,事无巨细指示掌控太平天国各项事宜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带着解决这份悬案的决心,几乎花费了一年的时间,终于写成《天兄的缄默:水窦村之战后萧朝贵踪迹考》一文,这是我关于萧朝贵研究的第一篇成体系的文章。随后,又循着这条线索,相继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以萧朝贵生平为时间纵轴,将萧朝贵短暂一生与太平天国早期的历史结合起来研讨,于是便形成了这本《萧朝贵与早期太平天国史》。这本书的初衷并非是为萧朝贵其人立写传记,而是要通过尽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农民领袖的音容笑貌,进一步拂去历史之尘埃,探索初创状态下的太平天国为何能够席卷南中国,以及“天国”如何陨落的最终伏笔。构建早期太平天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修正以往人们对于太平天国权力结构演变的固有思维,也是这本书的题中之义。

萧朝贵石像

杨秀清与萧朝贵

澎湃新闻:杨秀清和萧朝贵二人的关系如何?

刘晨:“天兄”代言人萧朝贵与“天父”代言人杨秀清之间并非纯粹的同盟、挚友,两人在合作共事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矛盾。但“天兄”(萧朝贵)与“天父”(杨秀清)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手、仇敌,两者微妙的政治、宗教关系以及太平天国生存的主客观环境,都决定了萧朝贵的“夺权”仅是一股无法逾越地表的政治暗潮。洪秀全、杨秀清与萧朝贵的关系是太平天国早期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

在金田起义前后,太平天国历史上存在一个“萧朝贵时代”。在“萧朝贵时代”,上帝会顺利完成起义建国前最为重要的准备工作——金田团营,太平天国也随之迎来了突进永安的辉煌。从这层意义上说,萧朝贵是太平天国的真正锻造者。

萧朝贵地位的提高有一个发展过程。一开始,萧朝贵和杨秀清合作得很好,在这个过程中萧朝贵逐渐培植私党,大肆揽权。形势的突变在庚戌(道光三十年,1850年)八月杨秀清病情加重之时。本书引用韩山文的《太平天国起义记》和洪仁玕的《自述》,证明杨秀清在这一年的八、九两个月病重。另据《天情道理书》记载,在杨秀清病重期间,萧朝贵开始代理“首辅”之职,掌握上帝会的教务、教权。萧朝贵还利用直接命令、诋毁中伤、孤立压制等手段欲使病重的杨秀清脱离上帝会的权力核心。

萧朝贵的代理“首辅”地位,一直维持到庚戌(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月杨秀清复出。而这种尝试性超越的失败是在辛亥(咸丰元年,1851)十月。这时,在永安城外爆发了水窦村之战,萧朝贵身受重伤,接着,在十月二十五日天王洪秀全颁布诏旨,敕封五王。杨秀清、萧朝贵的地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永安封王,形成东王杨秀清节制诸王、一人独大的局面。“萧朝贵时代”也告一段落。所以我说永安封王是一场“悄然的政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动。

杨秀清萧朝贵诰谕

澎湃新闻:洪秀全、萧朝贵和杨秀清的法术有何异同?

刘晨:天父天兄下凡,实际是从重巫尚鬼的广西浔州地区盛行的降僮、跳大神结合基督教教义变异而来,它的本质同巫觋并无区别。我更倾向于认为,上帝教其本源是中国民间宗教的烙印更深,或者说是披了一条西方宗教薄纱的中国民间宗教。

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都是懂一些巫术的。洪秀全早时被教众尊称为“洪先生”,洪仁玕对他崇拜之极,原本在香港接受了一些西方宗教的正统思想和训练,到了太平天国,刚开始还和洪秀全“辨证”(讨论),但很快就被洪秀全天父天兄天妈天嫂那一套异端理论所同化,至死对洪秀全忠贞不渝、无比崇拜,他在供词里讲“(洪秀全)常将此等天理物理人理,化醒众人,而众人心目中见我主能驱鬼逐怪,无不叹为天下奇人,故闻风信从。且能令哑者开口,疯瘫怪疾,信而即愈,尤足令人来归”,可见洪秀全懂一点巫术、医术。洪秀全至死也是谈天说地,深陷自己的宗教理论里不能自拔,他是真的信奉自己创立的上帝,自己把自己给皈依了,他的宗教虔诚这一点毋庸置疑。

杨秀清、萧朝贵受过专业的“降僮”训练。萧朝贵经常给教众“超升灵魂”,实际就是使人睡去,是某种催眠术。冯尔康先生认为降僮过程中,催眠术师的暗示作用非常重要。萧朝贵作为暗示者的功力一定不浅,他可以让洪秀全和天上的妻子“正月宫”含情脉脉地见面、交谈,否则一味的没有效验,天兄下凡的神话根本无法在上帝会内立足。当然这里面必然也包含一定的欺诈行为,比如集体致幻当借助药物的迷幻、麻醉等外力作用使人产生幻觉。

因为《天父圣旨》仅存卷三,多是讲定都天京后杨秀清借天父下凡处理内部人际关系和事务,杨秀清早期“施法”的具体手段我们了解不多,从《天命诏旨书》《天父下凡诏书》《天父圣旨》等看,杨秀清的“神灵”主要是倚靠培植众多耳目,突然发难,让人惶恐,深感天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如突然代天父下凡处理周锡能叛降案,此案虽然疑点众多,却让刚刚封为节制各王的首辅王杨秀清积攒了足够的“神威”。从手段上看,萧朝贵稍微“温和”一点,杨秀清非常投入,行动剧烈,“大战妖魔”时手舞足蹈,跳来跳去,把自己的脖子都弄折了。据张晓秋《粤匪纪略》记载:“乙卯三月传伪令,合城男女皆往听。至则杨逆自内抬出,如死人然,众逆环护,云是夜杨逆发狂,自屋内跃出屋外,跌伤颈臂。”这就是后来洪秀全感激涕零,褒奖杨秀清“受了无尽的辛苦,战妖损破颈跌横”的来源。

太平天国战争形势图

太平天国信仰体系的建构

澎湃新闻:杨秀清和萧朝贵为何能成为天兄、天父的代言人?

刘晨:洪秀全、冯云山分别承认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的神圣地位,是经过权衡的。

首先,上帝会混乱分裂的状态急需结束。自冯云山被捕、洪秀全东去援救后,上帝会可谓内忧外患,外有王作新等武装团练的进攻,内有不少会众利用神灵附体大搞分裂,上帝会的这种混乱状态亟待结束。洪秀全返回紫荆山后,冯云山已远行,出于立即解决这种动荡状态的需要,急需扶植其中一二人确定为真言,辅佐于他,并避免引起更大的混乱。

其次,双方有结为同盟的可能。杨秀清、萧朝贵二人极有心计,他们一传天父言、一传天兄言,处处维护洪秀全的教主地位,时时捍卫上帝会的理论基石,洪秀全“乃按真理以审察各条而判辨各人之言孰真孰假。如此,乃证明杨秀清之言,……在此等神言中,其最重要而经秀全审判为真者,乃杨秀清、萧朝贵二人之言”。杨、萧利用天父、天兄为洪秀全谱写神话,洪秀全以教主身份承认杨、萧的地位,这显然是双方的配合和利用。

再次,杨秀清、萧朝贵的势力迫使洪秀全承认他们传言的合法性。杨秀清、萧朝贵在紫荆山区积累了一定的势力。不仅如此,他们还向外扩张和培植个人势力,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十六日,杨秀清跑到贵县代天父传言:“高老山山令遵正,十字有一笔祈祈。”意思即天父出令,千祈遵守。这说明杨秀清此时已获得上帝会其他地方会众的认可和支持,其势力并不局限在紫荆山区。洪秀全对他们传言身份的认可,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不排除受杨、萧会内势力压力的可能。

澎湃新闻:天王、天父、天兄信仰体系是如何构建起来的?

刘晨:洪秀全、冯云山初创上帝教时,他们构建的以天父上主皇上帝独一真神信仰为核心的宗教权力体系,绝对没有想到会与文盲出身的杨秀清、萧朝贵共享,或者说,洪秀全希望独享太平天国宗教权力。

在杨、萧崛起前,洪秀全在会中主要负责编写、阐发教义和宗教体系的创建及维护,冯云山主要负责统筹日常教务的指导、宣传和组织工作,二人分工合作。在这一架构模式中,洪秀全是名副其实的宗教元首和名誉上的政治领袖,冯云山则是上帝会政治上的实际决策者。可以说,洪秀全独尊地位的形成,与他的信徒和盟友冯云山的远见卓识及冯对洪秀全的赤诚忠心密不可分。这时上帝教天父信仰的代言人是洪秀全。

杨、萧崛起后,上帝教的宗教神学体系构建权被杨、萧以天父、天兄传言的形式瓜分,天父天兄宗教信仰不再单纯地存在于精神世界,而是被活脱脱地搬进现实社会,天父、天兄的语言、形态被以《圣旨》的形式记录下来,成为太平天国前、中期重要政略、国策。这激发了以宗教起家、以宗教立国的太平天国之将士们的激情,故太平军以迅猛之势从贫瘠荒芜的紫荆山涌入繁华锦绣的江南之乡,定鼎东南。这时上帝教的信仰体系的基石是天父、天兄信仰,其在世俗的代言人分别是杨秀清、萧朝贵,他们的地位和这一现象被广大太平天国将士认可、接受。洪秀全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的地位被弱化,甚至传言为一尊木偶。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沉浸在宗教世界中着力打造“父子公孙”“爷哥朕幼”的神学体系,修补而成天父、天兄、天王三位为核心的宗教权力系统,并试图统治世俗社会,如1861年的改政、改国号(“上帝天国”“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恢复并强化杨秀清、萧朝贵的神格,也是这一体现。洪秀全的目的是消弭天京事变对上帝教信仰的瓦解,重塑天王宗教神权,再造天父代言人是上帝次子、天王大道君王全的事实,可惜人心冷淡,效果不佳,上帝信仰逐渐沦为一潭死水。可以说,萧朝贵在上帝教神学体系构建和发展演变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地位丝毫不亚于杨秀清,但从整个太平天国历史发展变迁来看,实质的主要构建者、主角都是天王洪秀全。

澎湃新闻:韦昌辉是萧朝贵的亲信,在天京事变中杀害东王一家,跟萧朝贵有无关系?

刘晨:直接关系当然是没有的。但天京事变不是定都后的突发现象,不能简单归因于太平天国上层腐败或政权封建化,而是从太平天国早期开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矛盾滋长已久的结果。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的权力斗争是天京事变的前兆,是太平天国权力斗争史的重要一环。萧朝贵之所以可以和杨秀清抗衡,与他重视培植个人势力不无关系,韦昌辉就是萧朝贵亲手提拔并培养起来的。

另外,金田起义在韦昌辉家乡发动并非偶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萧朝贵拉拢韦昌辉的结果,由于韦昌辉经常被萧朝贵安排直接出面处理重要事务,使得韦昌辉在太平天国早期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所以常被清方认定为“贼首”,和洪秀全并列,当然韦昌辉也确实不负众望,在金田团营中表现突出,为金田起义的成功发动和太平天国开国、建国做出了重要贡献。直到太平军占据永安,清方还未弄清太平天国的真正领导人是谁,直到洪大全被俘,清方才较为清楚地了解到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排名情况。韦昌辉其人值得再作研究,过去的研究脸谱化、简单化了。

必须注意的是,韦昌辉与萧朝贵曾经存在的同盟关系,或也是后来杨秀清打压韦昌辉的原因之一。冯云山、萧朝贵死后,韦昌辉始终未能递补接收他们的权力,他们之间的矛盾长达六七年之久,最终只能通过“天京事变”的血腥一幕解决,对韦昌辉来说,只有杀掉杨秀清,才能取代他的权力。过去天京事变也叫杨韦之变,也就是说,杨、韦之争是杨、韦之间的权力之争(实际是洪、杨权力之争),与之前的历史渊源、派系斗争或者宿怨有些关系,但更多的是个人权力冲突和矛盾。

太平军作战图

东西南北四王权力排名的形成

澎湃新闻:永安封王,太平天国东西南北四王的权力排名是如何形成的?

刘晨: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排名变动很有意思,反映了早期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权力斗争演变。上帝教创教之初,主要是洪秀全、冯云山、卢六、赐谷王家、大冲曾家这些元勋阶层运作教务。后来冯云山被捕,卢六死在大狱,杨秀清、萧朝贵崛起,既有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动,他们联合排挤、超越冯云山,击败会内主要反对派,打击赐谷王家和大冲曾家,当然冯云山也比较顾全大局,以“三兄”的身份默默接受了这一角色错位,甘居“四兄”、“妹夫”之后,这是需要容人之量的。

太平天国早期的领导人排名正式固定是通过萧朝贵代天兄传言,“秀清、朝贵、云山、韦正、达开、日纲并玉书”,直接把冯云山由第二位降到第四位。陈玉书这个人比较特别,广西桂平老兄弟,“土豪”出身,在金田起义前后排名列秦日纲之后、胡以晃之前,为早期太平天国领导层成员之一,他的地位后来被武举人出身的富户胡以晃取代,其势逐渐没落,辛酉十一年驻防平湖时仅为“庥天安”(那是个太平天国“遍地是王爷”的年代),隶属李秀成、陈炳文,后亦未见封王记载。从《天兄圣旨》看,陈玉书退出领导核心且不再受到重用,或也是早期杨、萧代天指示并打压的结果。

韦昌辉在起义之初即声明显赫,前已说过,但石达开这样一位被敌我双方都十分推崇,且与韦昌辉同是出身“富厚之家”的开国元勋在太平天国早期的声望并不响亮,记事至咸丰五年七月的《贼情汇纂》竟言石达开“铜臭小儿,毫无智识”。九江、湖口大捷,轻取江西,逼曾国藩跳湖,这些“成名作”那都是后来的事了。石达开在太平天国早期的重要活动中似乎很少出场。《天兄圣旨》提到石达开的次数寥寥无几,可见萧朝贵与石达开关系之疏远,石达开所在的那帮村与洪秀全表亲王家所在的赐谷村均在贵县,这可能是因萧朝贵的宿敌赐谷村王家和石达开走动密切的缘故。《天兄圣旨》唯一一次记载石达开发表言论是他顶撞天兄。经天兄告诫后,在《天兄圣旨》中,石达开自此几乎再未发表意见,甚至很少出场。石达开本人在起事后的较长时间内也不为人们关注,直到咸丰二年十月他的名字才开始出现在清廷征剿大吏的奏报中。

太平天国以“左为上”为原则,如杨秀清的“左辅”要高于萧朝贵的“右弼”,初封五军主将时,石达开的“左军主将”级别应高于韦昌辉的“右军主将”。洪秀全在东乡称“天王”,是受命于“天父”旨意,天父在东乡下凡传言:“众小尔们要一心扶主,不得大胆。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旨是天命,尔们要遵,一个不顾王顾主都难。”那么在东乡建立五军主将制及五军主将位阶次序的政治安排,也有可能是“天父”授意。只是,在后来的进军途中发生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政治变动。或可推测,韦之地位超越石,以及石达开在太平天国早期声名不著,与萧朝贵和天兄对石的压制不无关系,这是符合杨、石,萧、韦彼此捆绑合作的政治格局的。

太平天国永安旧址

实际上,现在流传于世的永安封五王诏的内容有拼改的嫌疑。苏州大学朱从兵教授认为,“太平天国早期历史的相关文献表明,洪秀全封东西南北翼五王有一个先封东西南北四王后封翼王的过程”,“当时流传的许多太平军首领名单反映了‘翼王’爵号之‘翼’字来源于业已存在的‘左翼公’和‘右翼公’,秦日纲曾任左翼公,石达开曾任右翼公”(朱从兵:《太平天国“翼王”爵号诞生考——对永安封五王诏的质疑》,《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照此说,最早石达开的地位可能还次于秦日纲。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载了太平天国先封四王后封翼王的经过,“贼在修仁、荔浦时,止天贼及东西南北四贼旗号而已。翼贼伪天官正丞相,秦日纲伪天官副丞相。及围桂林,天贼下诏封翼贼为伪左军主将翼王,羽翼天朝,日纲始转正。”早期清廷前线的征剿大吏也一直只知四王,而不知有翼王,这说明石达开的影响在当时还不够大。现知《永安封五王诏》系据壬子二年原刻本《天命诏旨书》所录,但也存在再版之时洪秀全对早期的太平天国历史作了人为的安排和重建,所谓《永安封五王诏》有可能是对既成事实的确认,“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天朝”一句或为后来的补增。关于永安封五王诏系拼接的论断与我关于永安封王时萧朝贵身受重伤的论断结合起来分析,永安封五王的盛大场景可能是虚构的。

但永安封王事实存在,其重要性在于“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一句,它造成东王一家独大,无论是原本和杨秀清几近于平起平坐,代天兄传言的西王萧朝贵;还是上帝会的创始人,早已被杨、萧联手排挤出权力核心的冯云山;抑或是资历尚浅的韦昌辉和石达开,他们都不具备制衡杨秀清的政治资本和实力,这为日后天京事变在制度上埋下了伏笔,太平天国前期领导人的人事排名固定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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