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向善,可能吗?


Photo by Samuel Zeller on Unsplash,深响原创,作者:彭方婷


互联网发展至今,创新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挥一挥手就能打到车、点一下按钮就能吃上饭的便捷生活,也为我们提供了视频、直播等触手可及的娱乐内容。但与此同时,信息泛滥、隐私安全、消费主义、技术至上等问题也逐渐显现。


在互联网时代的早期,为了快速发展,技术创新成为了企业的首要追求,相应的弊端则很难得到充分的重视。而现在,科技公司开始更主动地审视技术给社会造成的多重影响,像腾讯这样的企业也开始讨论“科技向善”这样的命题。


这与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的核心论点相契合: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



波兹曼作为世界著名的媒介文化批评家,拥有广为流传的《童年的消逝》(1982年出版)、《娱乐至死》(1985年出版)两本经典著作。《技术垄断》(1992年出版)则与这两本书一起,被合称为波兹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


在《技术垄断》这一本书中,波兹曼介绍了“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技术垄断文化”三种文化类型的变迁。在这三种文化中,随着技术越来越先进,社会传统的地位却越来越低,技术逐渐成为了主导。


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技术垄断时期,波兹曼认为,人们受生活的趋势,渴望“获取”信息,至于目的何在、有何局限,却不加以思考。这种信息过剩、信息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的状态会让文化吃尽苦头。


在写作本书的1992年,波兹曼认为世界上只有美国一个国家进入了“技术垄断文化”。但转眼到了重新出版的2019年,国内的社会环境也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开始萌生了类似技术垄断的担忧。


波兹曼对技术发展的批判或许有点极端,但当我们享受技术带来的红利时,确实也应该更深入地思考技术带来的弊端,以及技术对社会、文化和心理所产生的长效影响。


即使科技的威力很大,也只有人类能够观照全局,能看到事物涉及的心理、情感和道德层面,人类文明不应该完全被技术所主导。


而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则需要拥有理解复杂技术世界的洞察力,从而让我们在技术革命浪潮中保持清醒。这也是这本《技术垄断》所给我们带来的核心启示。



以下是“深响”整理后的精华内容:


“从塔姆斯法老的评判说起”


《技术垄断》一书以上埃及法老塔姆斯的传说开篇。


在这个故事中,塔姆斯对夸赞自己发明出改善记忆和智慧的文字的特乌斯表示:“你是文字之父,你喜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把文字的利弊和它的实际功能搞颠倒了。”他认为文字会损害使用者的记忆,使得他们造成虚假的智慧。


这个寓言式的传说想说明的是: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这是因为每种文化和技术的关系都必然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技术和文化之间既有给予、亦有索取。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只看到新技术之所能的技术爱慕者,也存在着恐惧技术的独眼龙。二者均有其偏颇之处,而我们则需要精明而谨慎地思考技术进入一种文化时的利弊问题。


在相信技术能给我们智慧的同时,我们也要问自己,技术赋予谁更大的权利、更多的自由?谁的力量和自由又被削弱?也即是我们要看到,当技术闯入一种文化时,谁是最大赢家?谁又是最大输家?


技术引起的变革难以细察,其中最难以预料的后果就是意识形态的变革。正如塔姆斯的告诫,使用文字的人会依赖外在的符号,而不是内心的资源,人们接受了大量的信息,却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变革。


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即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其最简单明快的表现是古老的箴言:在手握榔头者的眼中,一切都仿佛是钉子。


塔姆斯的评判还演绎出了有关技术变革的另一条原理:新技术和旧技术的竞争,是争夺时间、注意力、金钱和威望的竞争,主要是为自己的世界观夺取主导地位的竞争。这样的竞争是意识形态特有的激烈竞争。


技术竞争点燃的是全面战争,这是因为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因此,当一种新技术向一种旧技术发起攻击时,围绕旧技术的制度就受到威胁。制度受威胁时,文化就出在危机之中。这些事情奇怪而危险,人们的意识却模糊甚至愚钝,这种危险就叫做技术垄断。


“工具使用、技术统治到技术垄断文化”


为了厘清当前的处境,说明前面路上的危险,波兹曼认为文化可分为三类: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


在工具使用文化中,主要特征都是相同的,发明工具的目的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解决物质生活里具体而紧迫的问题;二是如何为艺术、政治、神话、仪式和宗教等符号世界服务的问题。无论是哪一个目的,工具都不会侵害(更加准确地说,发明它们的目的不是要侵害)它们即将进入的文化的尊严和完整。


因此,在工具使用文化的社会里,工具并非外来入侵之物,它们在文化中整合的方式使它们不至于和文化中的世界观产生矛盾。但工具也是有办法入侵哪怕是黏合力最严密的一套信仰体系,比如时钟这种工具撼动了中世纪生活的集中化体制。


技术统治文化是在18世纪末诞生的,开发工厂制度的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被视为第一位、甚至是原型式的技术统治论的资本家。技术统治文化赋予我们进步的观念,涣散我们与传统的纽带,包括政治纽带和精神纽带。


技术统治文化不会使我们不知所措,它并没有完全摧毁社会的传统和符号世界的传统。它仅仅是把社会传统和符号世界置于从属地位,甚至使之受到羞辱,但它不可能使这些传统失去效力。


在19世纪的美国,技术世界观当然比较强大,但传统世界观依然存在,发挥其作用,施加其影响,不容忽视。然而,技术垄断兴起之后,传统世界观随之消失。技术垄断重新界定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能的意义,使这些定义符合它新的要求。换句话说,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作者认为,技术垄断的源头应该见诸19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思想,他创建了实证主义和社会学,努力构建关于社会的科学。他主张,凡是不能看见和计量的东西都是非真实的。


在写作本书的1992年,作者认为世界上只有美国一个国家进入了“技术垄断文化”。


他还剖析了技术垄断在美国兴起的原因:


  • 美国人拥有拓荒心态、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政治自由,他们认为新的观念总是紧密地和改善联系在一起;


  •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资本家具有的天才和胆略;


  • 20世纪的技术给美国人提供的东西应有尽有,以至于没有理由去寻找成功、创造或效用的其他源泉;


  • 美国人对碍手碍脚的东西不信赖,他们的工业领袖具有技术开发的天才。


“难以把握的世界与崩溃的防线”


在这部分中,作者主要讨论了信息泛滥和信息控制两大机制。


技术统治文化解决了信息稀缺的问题,信息稀缺的不利因素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信息泛滥的危险,它却没有给人以警示,因为信息泛滥的弊端在短期内并不是那么明显。


信息泛滥的长远结果就是信息混乱,由此产生的文化仿佛是打乱了顺序的一副牌。


波兹曼认为,在技术垄断时期,我们受生活的趋势,渴望“获取”信息。至于目的何在、有何局限,我们却不加以思考。


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AIDS),在这个语境下实际上指的是“抗信息缺损综合征”(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


在信息革命中,印刷术、电报、图像、广播、计算机技术分别标志着五个阶段。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越来越杂乱无章地出现,世界也就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当信息过剩、信息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时,文化也会像信息不足时一样吃尽苦头。


他认为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下,世界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当信息泛滥、失去控制机制,文化可能会和信息匮乏时一样吃尽苦头。


因此,随着信息供应量的增加,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从信息控制的角度来看,技术垄断的定义也可以理解为抵御信息过剩的防御机制崩溃以后社会遭遇的后果。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法庭、学校、家庭都是信息控制制度的例子,比如学校的教学计划就表明了对信息的控制,表明自己的办学理念,表明什么是合理的知识。信息控制最严的制度则是宗教和国家。


现在,信息泛滥冲毁了这些信息控制制度依靠的理论基础,于是,美国的技术垄断不得不过度依赖技术方法来控制信息流,主要有官僚主义、专业技术和技术性机制三种互相联系的手段:


  • 官僚主义试图使信息流理性化,淘汰使注意力分散的信息,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的效能,就像是被美化了的机器,但技术垄断时代的官僚主义却声称拥有凌驾于一切事务的威权;


  • 专业技术的统治者是专家,他们往往对与专业无关的东西知之甚少,但由于普通人对传统失去信心、信息洪流汹涌而至,无知的专家受到信赖并获得威望,技术垄断文化的专家还号称能驾驭社会、心理和道德事务;


  • 技术性机制则主要指“软技术”,如智商测试、学习能力测试(SAT)、民意测验等,它们在化简信息的类型和数量上的作用常不引人注意。


技术垄断论希望借助这些手段控制信息,然而这却造成了不少痛苦而愚蠢的后果。


“医疗、电脑技术垄断和隐形的技术”


人们沉迷于技术中,甚至被技术所控制


以医疗和电脑技术为例,作者分析了技术垄断时代的机器意识形态。


在世纪之交,医学稳步走上了几乎完全依靠技术的道路,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发明了化验室并发现抗生素之后,医疗实践进入了通过器械间接与患者的经验和身体交流的新阶段。如今,界定医疗能力的因素是用于治病的机器的数量和种类。


但是,作者认为,倘若美国医学并非这样完全倚重技术,倘若它能够摆脱技术欲罢不能的心结,美国医学会因此好一些。可以肯定,在技术对医疗实践的控制上,很少医生会感到满意,许许多多的患者也会因此受到严重的伤害。


从医疗技术垄断,他获得了三点结论:


  • 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并不是中性因素,医生使用技术的同时被技术利用;


  • 技术产生对人的强制性要求,同时还产生广泛的社会系统来贯彻其强制性要求,比如“凡是头痛的患者都想要并期待作CT扫描”;


  • 技术重新界定医生身份,使医生的注意力重新定向(从病人主观症状转向了疾病的诊断结果),重构医生看待病人和疾病的观点。


像医疗技术一样,计算机篡夺了文化的威力,把特定的心态强加于人。计算机作为一种近乎完美的机器,把我们有关自然、生物性、情感或精神的主张置于从属地位。它凌驾于一切人类经验之上,展示它的“思考”功能胜过我们的思维能力,借以支持它君临一切的主张。


技术垄断论依靠这样一个信念:我们像机器一样工作时就处在最佳状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我们可以委托机器代理我们工作。这些信念隐性的后果是,我们失去对人类判断力和主体性的信心。


唯有人类能够观照全局,看到事物涉及的心理、情感和道德层面,可惜我们让这个得天独厚的能力贬值了。我们相信机械运算的威力,用机械的威力取代了我们观照全局的能力。


而且,技术傲慢始终是技术垄断论的重要危险,因为技术垄断助长技术的傲慢,还助长麻木,使人看不到在获取新技能的过程中可能会丢失的技能。我们不妨问自己,由于沉浸于计算机文化,我们还在失去什么其他的技能和传统呢?


除了医疗和电脑技术外,还有不易为人察觉的“隐形技术”。像统计学、民意测验和管理学,这些机制的功能都像机器,它们是一种“软技术”。


这些技术都凭借着一些程序和规则强有力地产生了新的行为方式,颠覆了社会。我们可以把这些程序和规则成为技艺(technique),就像拷问机器一样,我们也要问,应不应该让技艺高歌猛进?应不应该神化一些技艺?到底谁是主人?


由此可见,弄清楚我们的技艺从何而来、有何用处,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必须使这些技艺显明易察,以便使技艺重新纳入我们的监管之下。


“唯科学主义”


在波兹曼看来,唯科学主义是三个互相联系的观念,它们还共同构成技术垄断的基石:


  • 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这个观念也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主要支柱;


  • 社会科学生成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


  • 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


这些思想盘旋上升、互相纠缠,赋予技术垄断能量与形态。


波兹曼认为,唯科学主义的问题不仅是技艺的滥用,不仅是把人类经验的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混为一谈的问题,也不仅是社会研究者所声称的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和程序用来研究人间事务的问题。


唯科学主义包含这一切,还包含了更加深沉的东西。它相信,某种标准化的程序,即“科学”,是无懈可击的道德权威的来源;它相信,这个道德权威可以回答许多问题。


比如,社会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人在自认为的合法权威面前会如何行事。然而,社会研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权威”是合法的,什么时候“权威”是不合法的,也不能告诉我们如何决定是否服从权威,什么时候服从权威是正确的。


指望科学回答这样的问题,并盲目接受科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大错觉。


“符号大流失”


在技术垄断论下,有两个互相纠缠的原因使传统符号委琐化:符号尤其图像可以无限重复,但符号并不是不可耗竭的;符号使用得越频繁,意义就越被削弱。


以广告为例。靠近技术垄断论的核心地带有一个庞大的广告产业,它有权利用一切可用的符号来吞噬消费者的心灵,以助长商业利益。现在,广告对于传统符号的利用已使符号的超载和流失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高度。


大众广告并非符号大流失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技术使之成为可能,如果没有世界观使之值得向往,这样的文化滥用就不可能发生。就它在美国采取的制度形式而言,广告是一种世界观的征兆,这种世界观把传统看成是障碍。


如果没有对符号的尊重,传统就不可能起作用。实际上,传统就是承认产生符号的权威和叙事意义。由于符号被侵蚀,叙事的损失随之而起,技术垄断力量使文化虚弱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符号的耗竭和叙事的流失。


波兹曼认为,一切文化都必须要配备具有宏大叙事特性的故事,否则生活就毫无意义,终将走向自我否定。技术垄断的发展压制了过去更富有意义的故事,如果故事的符号变成委琐的东西,衰落就将如影随形,符号流失将成为叙事失落的症状和原因。


技术垄断的故事没有一个道德核心,它强调效率、利益和经济进步,将一切表示稳定和秩序的传统叙事和符号弃之不顾,用能力、专业技巧和消费狂欢的故事取而代之。


“爱心斗士”


波兹曼认为,生活在迅猛发展的技术垄断条件下,我们做出的合理回应(难以称为解决方法)可分为两部分:


无论文化做什么,个人能有何作为;无论个人做什么,文化能有何作为。


对个人来说,波兹曼提出了“爱心斗士”原理:


  • 除非知道民意测验里设计的是什么问题并为何这样问,否则就不理睬民意测验;


  • 不接受效率是人际关系最优先目标的思想;


  • 摆脱对数字魔力的迷信,不把计算当做替代评判的充足根据,也不把精确的计算和真理画等号;


  • 不让心理学或任何“社会科学”占据优先的地位,不让它们排挤常识里的语言和思想;


  • 至少对所谓“进步”观念抱怀疑态度,不把信息和理解混为一谈;


  • 不认为老年人无关紧要;


  • 认真对待家庭忠诚和荣誉的意义,准备伸手去接触人时,期待他人也有同样的需要;


  • 认真对待宗教的宏大叙事,不相信科学是产生真理的唯一体系;


  • 理解神圣和世俗的差别,不会为了追求现代性而漠视传统;


  • 钦慕技术独创,但不认为技术代表了人类成就的最高形式。


另外,虽然期望不大,但波兹曼仍认为学校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工具。他建议的课程设置是这样的:所有的课程都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来传授;科学、历史、语言、技术和宗教的理论都要讲;把重点放在艺术表现的古典形式上。这样的课程设置“回到基本功”,但并不完全是技术专家所谓的基本功。


这种教学计划和技术垄断论的精神是截然对立的,波兹曼不幻想这样的教育计划能够阻挡技术思想世界的凶猛势头,但或许有助于开启和维持一种认真的会话,使我们能够与其拉开距离,并批评它,修正它。这也是本书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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